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反复强调“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一再要求“要做大做强主流舆论，让党的声音传得更开、更广和更深入”。当前我国社会转型与现代化过程中催生的网络新媒体迅速发展，极大地释放了社会表达，也构成了意识形态冲突的全新场域。新媒体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问题已成为意识形态工作极为重要的环节，如何实现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的最大发挥，既要遵循政治传播的规律，也要符合传播学的规律。因而，李巨星等学者的新作《新媒体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构建、评估及提升研究》一书的出版是有意义的。该书着眼于对新媒介技术背景下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构建、评价和提升等诸多关键问题进行系统探讨和深入分析，值得肯定。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截止年12月，我国网民数量达到9.89亿，依托移动互联网技术和各种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公众舆论表达途径更加充分、表达内容更加多样，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也迎来新的时代机遇。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推荐等新型智能技术在大众媒介领域的集群式发展和应用，当前我国的新闻分发机制和生产文化逐渐重构，利用不同技术手段、驱动信息生产和传播全流程的智媒体发展愈发成熟并全面深刻地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
任何一种新工具，都带着它特定的“内嵌的意识形态”。这种以智媒体技术为主导的信息“繁荣”背后，也隐藏着价值“内卷”的局限：对既有的新闻把关权力和信息接收逻辑形成剧烈冲击，容易催发伦理失范、信息茧房和极端表达等一系列问题，更增加了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和整合的难度。尤其是各种不良社会思潮“泛化”传播、自媒体舆论场与传统舆论场的“离心力”作用深化、以及舆论空间内不同文化思想的“交流”日频与“交锋”日甚等逐渐常态化显现，都将或多或少地影响普通公众对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共鸣度与认同感，甚至“左”“右”其意识形态立场。各种网络新媒体技术的大肆勃兴，更容易出现舆论井喷、众声喧哗和引发舆论失衡，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大了相关理论杂音涤荡舆论场、冲击主流思想的各类风险。总体而言，社会舆论环境越复杂，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被弱化的风险也越高。新媒体技术也非万能之媒，技术驱动与价值反思，始终是新时代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必须考虑的重要议题。
《新媒体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构建、评估及提升研究》一书，聚焦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评估与建设问题，意图厘清影响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有效实现的主要影响因素，建构尽可能合理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评估指标体系，进而发现当前导致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实现效果不佳的现实困境和具体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