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4月3日上午10时许，我终于为《血沃高原》这部历时三个月伏案疾书的长卷画上了最后的标点。这标点不是句号，而是一串酷似泪水的“……”，因为，最后一节写的是将军的葬礼。
我用深情的泪水为一位共和国的将军送行，虽然，将军已经离开我们两年多了。
伸开双臂，长长地伸了个懒腰，又揉了揉酸涩的双眼，我将椅子挪到离书桌一米以外的地方，点了一支烟，默默地抽着。片刻，眼前便漫起缕缕烟雾……
一次又一次的泪湿素笺，一次又一次的心潮起落，一次又一次的仰天长叹……因为，我所写的这位将军，红军时代曾受到极左路线的迫害，坐过大牢；解放战争中又遭人误解，两次都险些死在自己人手里；而上世纪60年代初又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蒙受了长达16年的不白之冤……
这一切，都在这部书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
黄罗斌以82岁高龄谢世。我在最后一节中写道：“把忠诚献给人民的，人民不会忘记！”
一支烟，燃烧了多半之后，桌上的电话忽然响了起来。
我摁灭了烟头，拿起电话，话筒里传来老妻带着哭腔的声音：“省高院……通知……让你下午去一趟……”
我的心一阵狂跳，预感到一个重大的事件即将发生……我努力地让自己镇定下来，对着话筒淡淡地说了声：“知道了。”便放下了电话。
看了看表，此刻，离我为这部书“杀青”刚刚过去了5分钟！
即将发生的是件什么样的大事呢？
年，这部写于五年前的作品《血沃高原——黄罗斌传记》，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我在给原陕西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邰尚贤（已离休）赠送的那本书扉页上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以蒙冤之身，为我军一位高级将领写传……谁解其中味？唯邰主任也！历时百日，当本书最后一行泪水似的标点画完后的5分钟后，我接到了法院通知，法律将宣告我无罪！邰主任，读完这部书后你一定会感到欣慰：“我在位期间所做的努力是正义的！这样的书是有罪之人能写出来的么？”
邰尚贤先生是坚定不移地履行人大的法律监督权力，力主为我平反的人！
那天要发生的大事就是：法律将宣告我无罪！
其所以产生这种预感，是因为那段时间赵秉森在北京工作，一周前他打最高法院已向陕西省高院下文，责成高院纠正我的错案，并说：“再耐心等待吧老兄，太阳就要出来了！”
那天接完电话，我把手中的“小灵通”（手机）甩到床上，一转身发现一位年轻女子站在我的身后。狂喜中的我没有认出她是谁，便抱起人家旋转了一圈，高呼：“太阳出来了！”热泪夺眶而出。
那女子喃喃地说：“我刚才听见了……徐老师，祝贺你！”
直到这时我才认出了，那女子叫马田华，汉中人，在西安一家杂志社当编辑。
我自知失态，忙说：“对不起，田华，我刚才……”
马田华笑了：“那有啥。我也为你高兴！”
但是，那狂喜持续了不到半个小时，我便很快冷静下来。经历过太多太多的风云变幻，我已经悟出一个“真理”：一切都会有变数的。我曾经用形象的语言向朋友们阐述过我的这种“参悟”：一个馒头抓到你手里，不一定就是你的，即使塞到嘴里，也有可能被人一个“嘴锤”打得让你吐出来。只有咽到肚子里才算数。
我默默告诫自己：别张狂！坐下来好好写你的书吧，权当没接过这个电话。
书刚写完，老妻的电话使京城传来的那个消息得到进一步证实。这回我有点“确信”了。
走进卫生间，打开淋浴，任热腾腾的温泉水在我赤裸的身躯冲刷了半个小时。
走出宾馆大门，透过车辆的洪流，我看见马路对面那座军工单位的大院里，一簇簇跃出墙头的桃花、杏花、梨花开得热烈而妖娆。
然而那天我从省高院法官手里接到通知，却不是直接宣告我“无罪”的裁定，而是声明他们“有错”的决定。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要平反一个错案，必须先走一道程序：由法院声明：“原判决有错、撤销；经院长决定，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这个程序在法律上就叫“再审”。
法官在将“再审决定书”向我出示前，问我：“这些年，你觉得你有罪么？”
我几乎是一字一板地答道：“何止这些年？从检察院立案那天起，我就认定我没有罪！他们是胡闹！”
法官说：“那就好。现在请你在再审决定书上签字吧。”
我在“再审决定书”送达通知上签字时，问法官：“还要开庭审理吗？”
法官淡淡地说：“不用了，这就是个程序，过几天我再给你发个平反裁定就完了。”
忽然就涌上一个念头：这是不是把馒头塞进嘴里了？“过几天”，会不会突然飞来一拳打到我的腮帮子上再让我吐出来呢？
有了这种念头，拿到再审决定书的我还是没敢过分张扬，只是给老妻和几位最要好的朋友打电话通报了一下。几位朋友都是说，“真的吗？哎呀，这些年，弟兄们为你的事提心吊胆，这类消息让人都不敢相信了！”
那天，我呼唤的“太阳”并没有出来，只能说听到一声报晓的鸡鸣。为了法官给出的那个模糊数字“过几天”，我独坐客房，四顾茫然。
华灯初上时分，高管局的朋友董邦耀打来电话，说后天是清明节，他和他的一帮子“三线战友”要到陕南旬阳为当年牺牲在襄渝铁路建设中的战友扫墓。“几位战友让我邀请你同行。旬阳位于汉江边上，山清水秀，跟我们去散散心吧？”邦耀说。
正在为没着落的“过几天”而“已是黄昏独自愁”的我“欣然从命”。第二天一早便和一群小我十多岁的“三线学兵”到了秦岭环抱、汉江萦绕的小城旬阳。
碧水如玉的汉江的确让我陶醉，但有一件事却也让我好生伤感了一阵子。
“三线学兵连”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那是一个荒诞而动荡的时代。西安两万多名正在读初、高中的学生离开校园，高呼着支援“三线”建设的革命口号开到了正在修建中的千里襄渝线上。十六七岁的花季少年却干起了连成人都吃不消的劈山开路、打钻放炮的苦差事，数百名学生牺牲于青山绿水间……事情过去了将近30年，活下来的战友结伴为死难战友扫墓，可是，他们开着车在山上转了一天，却找不到战友的安息之地。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在半山腰一座用石块砌起的“断墙”之上看到了几座散乱的荒坟……
20多位“三线学兵”上到断墙之上祭奠战友，我独自靠在墙边，心里涌上阵阵凄凉。等他们下来后，我对邦耀说：“这里没有任何标志，也太……我看山下就是旬阳车站，你们谁下去，搞点油漆，找把刷子，给这里画个标记，也给其他来扫墓的同学指个路嘛。”
两位手脚麻利的“战友”顺着山坡下去，不大一会儿便拎来一桶红漆和一把小刷子。
清扫了断墙上的灰尘，我在上面写下一首“诗”：
总是英雄出少年，
忍将忠魂伴青山。
梦里忽闻铁龙吟，
惹得汉江泪涟涟。
诗是竖写，最后的五字连成了一长串的“泪珠儿”。
……
转眼到了4月16日。
那天下午两点多，我到位于西一路易俗社东侧的电信营业厅缴手机话费。营业厅院外有一个不高的水泥台阶，两侧是倾斜45°的护阶石。我一脚踏上去，猝然间身子朝后一仰，就听“咚”的一声响，整个身子顺着护阶石倒了下来。又是“咚”的一声，后脑勺就砸在了石阶的上端……街上的人忽地一下围过来，可没等他们说什么，我却忽地一下站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冲着围观的人笑了笑便扬长而去。
我听见身后有人惊叹：“哟，这老汉，皮实得很哟！”
走出百十米后，才觉得脊背隐隐作痛。这一跤，摔得够意思！
但是，这种疼痛很快就消失了，因为，手机响了。还是老妻的声音，这回没带“苦音慢板”，而是异常兴奋：“快，省法院让你去接平反决定哩！你在哪？”
“就在法院附近！”
真的，那一刻，我刚刚从法院门前走过，走到我上学时为打麻雀而待过的人民大厦门口，而这里离我初进西安栖居过的桃园新村和小农村都不过是一箭之遥。
我对自己喊了声“向——后——转！”10分钟后便进了法官的办公室。
这回，“到嘴的馒头”彻底进了肚子！
这时，不仅是“太阳出来了”，而且是日色过午，暖融融的春阳洒下万般温馨！
15.“前度刘郎今又来”
从检察官将象征我有罪的手铐戴到我手腕上到法官将宣告我无罪的判决书递到我的面前，这中间是15年零两个月，一个残酷的玩笑持续了天！
法官还在给我说话，可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只记得我好像喃喃自语地说了一句：“这玩笑……有点过了！”说完便扭身下楼。从三楼走到一楼，大脑一片空白，走出法院大门，我站住了。街面上的滚滚红尘声声喧嚣扑面而来……我忽然想到：此刻要是有一场大暴雨从天而降该多好！我喜欢暴雨的气势，更喜欢电闪雷鸣。落难的日子，每到下暴雨时我就跑到家属院门口的那个小商店，向店主借一个方凳，坐在屋檐下观雨听雷，让雷声击碎我心中的块垒，让雨水洗刷我灵魂的积郁。
可是，那天没有下雨。春暖花开，翠柳摇曳，和风送爽，“人间四月尽芳菲”！
我掏出手机，给妻打“接到了！撤销原判，宣告无罪！没留尾巴。”（那天接平反裁定的还有吴强，他的裁决书上有一句：“虽有过错，尚不构成犯罪。”老吴小声地埋怨：“这咋还给留个小尾巴？”）
这“小尾巴”没有给我。
老白说：“早点回来，我给你擀面。”
我又给陈忠实打电话，忠实说他在外地，一声幽幽地叹息后，他说：“等我回来，咱喝酒。”
我又给张敏打电话，张敏说：“哈哈，这回总算是真的了！快过来，我给咱邀一帮子朋友好好庆贺一下。”
打了一通电话后，我挡了辆的士直奔报社。
社长兼总编辑王长安对我说：“好好好！平反了就回来。你有啥要求就尽管说。”
我说：“老兄，你是知道我的，我不是个胡搅蛮缠的人；我也知道你不会亏待我。一切都由你们看着办吧！”
王长安说：“这你就尽管放心！”
那天我赶到张敏家时，屋子里果然坐满了人。我进来后的场面你绝对想不到：不是热烈拥抱，更没有热泪盈眶，而是一片笑声。
“哈哈……这家伙，还是一副‘屌不甩’的样子！”
那三个字是粗口，意思是不在乎、不屈服、不谄媚、不认卯。
张敏一声吆喝：“走！今儿个来他个一醉方休！”
那天在方新村口、未央大道一侧的一家酒店里摆了两桌。朋友们举杯，说为剑铭冤案平反干杯。我摆摆手，说：“这些年，承蒙诸位弟兄不弃，我才撑到今天。这第一杯酒，我先敬诸位。来，为了友情，干！”
三杯酒下肚，高建群说：“老徐这些年真的是不容易！这事搁到我头上我怕都撑不住……老徐是条汉子！”
到这时我才发现宴席上少了一个重要人物——周矢。
正想发问，周矢急头绊脑地进来了，他说：“我写了个剑铭平反的消息，俺报社的头头不给放一版，我就打了个的赶到了华商报。那边明天就见报……”
那晚的饭钱是大家凑的份子。记得主意是建群出的，他先掏出二百元，说：“大家买单，表示同庆同贺嘛！”
从17日开始，来自北京、上海、广东、河南等地的新闻记者前脚跟后脚地来到我的寒舍。18号晚上来的是北京《工人日报》的记者，我问：“消息咋传得那么快？”那记者将一台手提电脑放到床上，打开，边操作边说：“你看，全国各地的报纸都在发你平反的消息，这是南京，这是武汉……”
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啥叫互联网，也领教了网络的神奇。更让我惊奇的是，从网上得知，西安最早发这个消息的不是《华商报》，而是《三秦都市报》，他们竟然是在我平反的当天就发了消息。我想那肯定是他们在法院有“内线”，先一天就得到了消息。
我在接受采访时对记者们说：“不要过分渲染苦难，这些年我过得挺好，真的挺好。我要说的是感谢苦难。我相信这是我的一笔财富……”
三天后我到报社，王长安把社委会恢复我公职的决定书给我。执行总编（后为总编）马师雄让我自己写个平反并复职的消息，发在了次日的晚报头版。王社长对我说：“这些年受苦了，先在家休息休息，过了五一再来上班吧。”
“休息休息”的那几天，不是设宴酬谢亲友就是应邀出席亲友们为我摆的“接风宴席”、“压惊宴”……
搪瓷厂的那帮小兄弟们说：“要不要咱敲锣打鼓地到报社去一趟？说俺徐叔哥在厂里那段时间，跟俺们好得很！也给厂里干了很多好事，是个好记者、好作家……”
我摆摆手：“悄悄地，甭张。瓜侄儿们的情我会记住的！”
冯俐从北京打来电话（她此时已在中国煤矿文工团从事编导工作）：“叔叔……我知道了……唉，十六年啊……叔叔你多保重……”
几位从西安晚报闯入深圳新闻界的朋友张敏（小）、苏琪、吴峻等来信：“看到你平反的消息，我们几个齐声高呼：苍天有眼啊！我们当即到酒店，共同举杯，向受尽磨难却永远傲然挺立的老兄你遥致祝贺。”
那几天有点乱，心里也说不清是啥滋味，就叫五味杂陈吧！
4月30日上午10时许。
老白同志说：“过了节你就回报社上班了，我给你染染头发吧。你看你这一头杂毛……”
我知道我的头发早已花白了。还是在开小商店的时候就有顾客问我：“老师傅，退休了吧？”那时我还不到50岁！
女人爱面子，我知道她是想让她丈夫神采奕奕地出现在报社同事们面前，那就依她吧。
染发剂调好，刚抹了几刷子，手机响了。
“剑铭，我是老肖，肖重声。出版社有个紧急任务，要给铜川的郭秀明写本报告文学。我向社里推荐了你，社长也觉得这事非你莫属。你马上过来签个合同吧，社长陈华昌等你呢。快！”
好村官郭秀明是那段时间全国宣传的典型；肖重声是我多年的好友。
我说：“下午行不？我这会正……”
老肖说：“这会儿咋了？你来在合同上签个字，社长请你吃饭嘛。快点，打个的来。”
老白说：“这人，催命啊？”
我一把解下塑料围脖，说：“下午再染吧。不能让人家等咱。”
老白直瞪眼：“哎哎，这……染个半截，阴阳头也敢出门啊？”
出门就挡个的士，一路上老肖的“到哪了？”
上到出版社楼上，已经是11点45了。
“你把合同看看，没意见了就签字。社长几个人已到饭店去了，咱一会也过去。”老肖说。
签合同的事我遇到的不多，也很不上心。我认为：朋友之间，一诺千金，合同那是商人们的把戏。
那合同上已有社长的签名和社里的大印。
签完字后，老肖带我去饭店，路上说：“稿酬给你的是最高的。书要是得了奖，给你再加。”
我说：“我过了节就去铜川。不过，我现在啥证件都没有，你得到省委宣传部给我开张介绍信。”
老肖说：“没问题。”
饭桌上见到社长兼总编陈华昌，陈也说没问题。
可偏偏“五一”节收假前的一天晚上出了问题。
老肖打“剑铭，出了点问题。明天你上班吧？明天中午前我到报社找你，见面细谈。”
第二天一早我便走进了我一别16载的西安晚报编辑部（这是指恢复编辑身份正式上班，以前我也常来，那是以自由撰稿人身份出现的）。
社委会决议：我在特稿部（专门采编大稿子的）上班。
有熟悉的同事笑曰：“徐老师，你应当说：我胡汉三又回来了！哈哈……”
嘿嘿一笑，我说，我这应叫“前度刘郎今又来”。
中午快下班时，肖重声来了。
老肖说：“唉，出了件很窝黑的事！社长和我都在合同上签了字，可回来后才听说，一位副总编已将一本写郭秀明的报告文学签发送印刷厂了，那书是铜川市委组织人写的。陈社长说，你赶快去找老徐，请人家原谅，再请人家吃个饭。人家要是告咱，咱一准是要给人家赔偿的……剑铭老弟，社里日子不好过……你……”
我伸手挡住了老肖的话头：“嘿嘿，这算个啥淡事嘛！不写就不写呗，都是朋友，我告啥状？走，咱吃饭去。”
那家饭店就在报社旁边，吃饭时有几个同事看见我就凑了过来。老实的老肖悄声说：“我带的钱……”我说：“到我这了，还用你买单？”
报社很快对我复职后的待遇做出了决议。
社长王长安亲自给我传达决议：
“报社将为你申报副高职称，目前一切都按副高待遇；住房问题，虽然已经取消了福利分房，但你情况特殊，还享受福利房。目前社里没房，你自己去外面看，看上了由报社出资给你买……”
对于职称和补偿，王长安说：“按你的资历和能力，完全应当报正高职称，可是你离开时评职称还没有开始，现在要给你一次到位，上边恐怕很难批准。先报个副高吧，等过上一两年再给你报正高。法院办的冤假错案，他们应对受害者负责。我说你还是给他们写个要求国家赔偿的状子。我知道这笔钱最后得由报社出，那也要臊臊他们的皮，让他们清醒清醒，不要再出错案了……”
王长安所说的一切我都接受。待遇问题上我从不会斤斤计较。
我给人事处写了要求申报副高职称的报告，并附上了我的一些作品复印件。人事处负责申报职称的干事是我的老师周方和韩慧君的儿子周英，老两口对儿子说：“你徐叔的事你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去跑。”
我向省法院审理国家赔偿案的法官送上了要求国家赔偿的诉状。
然后我就全心全意地投入采编大特写稿件的工作中。
我不是率还乡团杀回村子找农民实施报复的“胡汉三”。
我是遭贬谪后又重新复职的“前度刘郎”（唐代大诗人刘禹锡有诗曰：“前度刘郎今又来”）。
我得用我的文章证明，我本来就不该被贬谪。我是个称职的编辑，手底下能出活儿的记者。
部主任对我说：“社长交代过了，你年纪大了，上班不考勤，工作不考核，能写多少写多少。”
我说：“知道了。谢谢。”
我自己给我定的任务是，每周一篇大特写或报告文学。
我写的稿子见报后基本上都被评报组评为甲等好稿。评上好稿对有考核指标的记者是有奖金的。我对评报组组长袁春乾说：“我不参与考核，没奖金，你给我评啥？给年轻人评嘛。”
真话，一路跌跌撞撞，活到年近花甲，我要那点“不打粮食”的虚名做甚！,
（年与老白同志抱孙子徐亦丰在革命公园留影）好了！关于我落魄江湖16年间故事就此打住。想知道我的更多的故事，出点水、在网上买本《我在长安》慢慢看吧。保你不会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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