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燈者
作者:趙越勝
出版社:牛津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3-1
页数:
定价:HK$75
装帧:精装
ISBN:9
內容簡介
燃燈者是一部回憶錄，以隨筆的形式展現一段最樸實最感人的師生情，一曲千回百轉感人肺腑的精神長歌，再現一代大師的風骨與情懷。厚重如山，空靈如詩——兩代學人精神相續的心靈史、思想啓蒙史。
趙越勝用樸實而感人的文字，講述了與北大老師周輔成相知相交的故事。周乃倫理學奠基人，趙當時僅是一名青年工人，在禁錮的七十年代，周既是師長，又是知己，指引和支持著作者穿越黑暗，奔向光明。老師周輔成作為精神標桿，在政治漩渦中嘗盡寂寞卻並不沈默。所以“因故”退休，乃至辭世後北大校方竟無一人出席追悼會。相對於季羨林、任繼愈謝世後的門庭若市，作者說得極為精彩：“邦有道，先生聞雞起舞；邦無道，先生鶴衣散影。”
一代大師風骨猶在，一段師生情誼永存，兩代學人精神相續。
作者簡介
趙越勝，人文學者，現居法國。“趙越勝沙龍”創建人。年在北京參加工作，當工人。年進社科院哲學所，參加籌辦《國內哲學動態》。年進社科院研究生院，讀現代西方哲學。年進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現代西方哲學研究室。其創建的沙龍，對年代中國大陸公共文化空間的營造具有較大貢獻。年，移居法國經商。著有樂評《暗夜裡執著的持燈者》、《我們何時再歌唱》、《帶淚的微笑》、《驪歌清酒憶舊時》等。
趙越勝：大隱隱於市
“從知識的分野來講，不管現在有多少細緻的分工，學術永遠有正道，不管社會怎麼變化，正道是不變的，有一種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感覺。”
旅法人文學者去國多年，其《帶淚的微笑》、《好聲音，真正的Bel Canto》、《若有人兮山之阿》等美文，近年通過《讀書》、《愛樂》等實現小規模的“文字還鄉”。前幾年，趙越勝回憶其精神導師、倫理學大家周輔成先生的長文《輔成先生》，在其好友張志揚、朱正琳、周國平、徐友漁、陳嘉映、梁治平等人組成的“圈子”里流傳，並被擴散至更廣闊的中文互聯網世界。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副教授周濂曾讀過《輔成先生》的未定稿，“尤其喜歡前半部分，趙越勝與輔成先生的問學過程，那種源自知識的泰然和激動，讀來讓人感動”，覺得“八十年代真是讓人無比懷戀”。丁東去年年底主編的《先生之風》收錄了《輔成先生》。
新書上市前夕，回國探親的趙越勝破例參加了該叢書的發佈會，與朱正琳、周國平、崔衛平、何光滬、黃集偉等人一起追憶周輔成先生、回顧年代的“文化熱”。
我們現在也就只是有些會館而已
年，旅美作家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訪談錄》曾掀起過回憶“文化熱”的熱潮。儘管去國經年，趙越勝對活躍年代北京思想文化界尤其是青年知識界的貢獻，仍被人屢屢提及。
哲學學者周國平在其自傳性文字裡曾這樣回憶:“八十年代後期，北京青年知識界有一個別具一格的小型沙龍，沙龍主人名趙越勝。”“在得到了一套新兩居之後，他便經常在家裡招待朋友，把他的家變成了沙龍。每次舉辦帕提，他對來賓的選擇十分嚴格，決不許一個俗人混入。他的標準是有沒有文化，倘若他說某人‘沒文化’，那人便從此不在他的視野里了。他說的文化與學歷無關，不外是性情趣味之類，憑直覺就能感應到的。”這就是周國平記憶中的“趙越勝沙龍”，他還記得，當時某位以“江南第一才子”自居的學者，因為被趙越勝認定“沒文化”而始終排除在他們的沙龍之外。
作家柯雲路當年“京都三部曲”中《夜與晝》里的“哲學——藝術月會”即以趙越勝沙龍為原型，他曾向筆者證實:“當時的沙龍有很多，有政治精英的沙龍，也有文化精英的沙龍，趙越勝沙龍是改革開放年代的諸子百家中的一家，當時大家都很活躍，不像現在這麼務實”，“我見過趙越勝好幾次，記得好像是在地安門東大街他的家中。他是一個很有趣的人，也非常好客、熱心，在那個時代比較新潮”，“我和他比較多地談存在主義，他談論的話題和直接關心國情民生的政治精英不完全一樣，更有文化性質，不是落實於具體層面，總的來說是希望突破過去的思想禁錮，把各種學派介紹進來。那時最大的命題就是‘思想解放’。”
耶魯大學東亞語文系高級講師蘇煒是趙越勝的好友，他記得年代北京人文知識界有“走向未來”叢書、“中國文化書院”和“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這三大文化圈子，他當時參加最多的文化沙龍是“《讀書》服務日”和趙越勝沙龍。趙越勝沙龍以學者甘陽領銜的“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編委會班底為中心。
在蘇煒印象中，趙越勝沙龍的聚會一般選在每月的最後一個週末，“一般是從下午開始，圍繞一個專題，請一個人主講，然後大家發表討論意見。晚上大家一起聚餐(一般都在趙家，由趙越勝和詩人阿堅張羅，偶爾也拉隊伍出去下館子)，聚餐後繼續開聊，此時音樂是助興的話題，包括著名男高音範競馬的演唱。”
蘇煒記得，趙越勝沙龍談論最多的還是當時《讀書》上的某篇熱門文章，或就彼時的“文化熱”、“方法論熱”、“為學術而學術”等現象或話題展開討論。此外，徐友漁、陳來和甘陽等訪學歸來的學人介紹海外見聞也是趙越勝沙龍的一個保留節目。
躬逢其盛的趙越勝沙龍參與者們用文字以及各自的方式表達著對那段在精神上彼此取暖的啓蒙歲月的感念，但是，當年沙龍的主人趙越勝告訴筆者:“八十年代文化沙龍，這是後來人們對當時的某些活動賦予的文化意義，你千萬千萬別當真，不過是幾個虛心向學的青年人常在一起談談讀書體會罷了。哪裡有甚麼沙龍，真正的沙龍，要到雷加米埃夫人的客廳里去找。竊以為，我們現在也就只是有些會館而已。”在趙越勝定居多年的法國，雷加米埃夫人正是19世紀初法國貴族社會中一位銀行家的太太，在當時的法國文化界享有較高地位，引得德維達等很多畫家紛紛為其繪制肖像。
回望自己的年代，趙越勝說:“那時候重要的是都有熱情，我們那時候剛開始都差不多是研究生，國平是第一屆，我是第二屆，後頭有甘陽那麼一群人”，“當時我們有一個基本判斷，中國文化要先放到一邊，一點不是否定中國文化，我們都是從那裡面熏出來的，我們也愛透了孔、孟、莊的東西，唐詩宋詞都是我們的枕邊讀物，那時候倡導把西學搬引來，覺得中國要和世界融合。我們這群人里很多人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沒有變化，認為我們的基本判斷還是對的。”
周輔成先生就是學術正道
“我們也不怎麼談學問，多為閒聊，聊往事，聊見聞，聊書，聊到興會處，一個個神采飛揚，妙語連珠”，時隔多年，周國平對趙越勝沙龍的細節記憶猶新，“夜深之時，通常該講黃段子了，越勝的話題卻不可避免地回到古希臘，直抵高雅的頂峰。有時候，我睡著了，朦朧中還聽見他在談論著荷馬和海倫。”
“八十年代後期是一段令人懷念的光陰。現在回想起來，那一段時光已經多麼遙遠。在那以後，發生了太多的事，昔日的沙龍早已不復存在，朋友們各奔前程，許多人的生活場景有了巨大改變。不過，變中也有不變。譬如越勝，他雖已定居巴黎，靠經商維持著生計，但仍一如既往地愛朋友，他的家成了去巴黎的認識或不認識的朋友的免費旅館。”周國平年代兩度去巴黎，都住在趙家，趙越勝帶著他同游巴黎、逛博物館、拼紅酒。
如今的趙越勝，“在巴黎郊區那所住宅里過著極其平靜的日子，除工作外，只與書、音樂、家人為伴。他依然嗜書如命，自從有了網上書店，他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挑選一批，讓國內的親人訂購了捎去”，“他顯然沒有融入法國社會，也無意融入，法語能說但談不上流利，一直不肯學車，很少出門，出門則須仰仗妻子開車或公交。他是越來越像一個農夫了，甚至外貌也如此，憨厚無比。”
用周國平的話說，趙越勝的清高“給了我們這些文章不如你卻挺樂意出書的人很大壓力，使我們覺得自己像是俗物似的”。牛津版《燃燈者》只收錄了三篇長文，除了對一位漂泊海外終老他鄉的名記者以及年代教自己彈琴唱歌的文藝青年唐克的追憶外，趙越勝的《輔成先生》一文在中文世界被廣泛閱讀和轉載。
周輔成先生(——)是長期被遮蔽的已故北大哲學系教授、倫理學大家，對莎士比亞、托爾斯泰、康德、克魯泡特金、董仲舒、戴震等有深入研究；抗戰期間，在成都與學者唐君毅等人創辦《重光》並任《群眾》雜誌主編，其後又與唐君毅、牟宗三合辦《理想與文化》雜誌。周輔成先生對“文革”後期的趙越勝有啓蒙之功。
在《燃燈者》的發佈會上，趙越勝說:“周先生身上有一種正道，他經常愛說學術的正大性。從知識的分野來講，不管現在有多少細緻的分工，學術永遠有正道，不管社會怎麼變化，正道是不變的，有一種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感覺”，“我就是白描周先生這個人，要說有一點感人的力量，就是周先生這個人的力量，他就是學術正道，就在那兒擺著，不管有多少風吹雨打，多少灰暗晦明的時刻，那盞燈就在那兒亮著。“
周國平：天生的精神貴族——趙越勝印象
八十年代後期，北京青年知識界有一個別具一格的小型沙龍，沙龍主人名趙越勝。
初識越勝，是在年9月，現代外國哲學學會在廬山開會。上山前，幾個年輕人到九江煙水亭遊玩，窗前是滔滔長江，有人提議買酒喝，他立即贊成，說：“我不會喝酒，可是我喜歡看你們喝，你們醉了，我也輕飄飄了。”這句話使我一下子喜歡上了他。後來我發現，他其實酒量驚人。有一回，在我的地下室里喝啤酒，他一人喝了近十瓶，嫌不夠，又去打了兩暖壺生啤，結果醉了，但也就吐了幾口而已。
那些日子里，我們經常一起逛書店。當時新華書店有一些機關門市部，往往隱藏在某一條小街上，打折出售積壓的文革前出版的書，真正價廉物美。我們專愛尋訪這樣的寶庫，必能滿載而歸。和越勝逛書店是一件樂事，他愛書，懂書，走進書店嗅一嗅，立刻就知道哪個角落里藏著一本好書。那時候他工資低，還要養女兒，不像我財大氣粗，結果是他的發現往往成了我的收穫。然而，他從此惦記在心，十多年後，他遠在巴黎，還會不斷開出書目，要我把某某書讓人捎去。不幸的是，他對我們一起買過甚麼書了如指掌，我賴也賴不掉。
和越勝相識時，我正失戀。他常對我說：“書，音樂，酒，朋友，最後才是女人。”我以為他是開導我，其實不盡然。看到戀人回到我身邊，他由衷地替我高興，但仍勸我：“浪漫一陣後回到古希臘。在古希臘，女人沒有甚麼地位，男人的天下，你看多寧靜。”在一次朋友聚會時，他說自己：“我不能再愛，再愛，就從希臘人變成羅馬人了。”可是，說了這句話沒幾分鐘，他突然激動地喊道：“你們知道不知道，燕走了二十多天了，沒有給我一個字！”燕是他的妻子，去法國了，他們後來也分了手。按照他的分析，我這個人易感，包括對女人，是優點也是弱點。一次在鎮江開會，某校一個女研究生喜歡我，與我比較親近，被同來的系領導提前遣回學校了。我很難過，會餐時醉了，一遍遍哭喊：“我討厭你們，你們為甚麼這樣對待一個弱女子！”越勝跑來勸我：“人家小年輕抽抽風還可說，你抽甚麼風？”我破口大罵：“你不是人，你是一團概念！”後來他向建英轉述，建英大表贊同，氣憤地說：“我們倆一路走，這麼多漂亮姑娘，他竟甚麼也沒有看見！”其實這多少有些冤枉他。讀著歌德的詩，他會大聲感嘆：“歌德這老東西，性慾極強！”可見他明白利比多的價值，只是認為不值得浪費在女人身上，而應該昇華為藝術。
越勝稱得上空靈。詩的國度，水天一色，如果說我在水下，他便是在天上。他在趣味上是天生的精神貴族，生活在莫扎特和歌德的世界中。有一次，我們聊起貴族主義對於文化的必要，某人舉出希特勒的例子，他當即駁斥：“希特勒是甚麼貴族？一個奧地利下士！他怎麼會保存高級文化？國家社會主義是搞平均主義，擁護納粹的都是工人！”能夠進入他的聖殿的，惟有少數幾個真正的文化偉人。他曾興奮地向我宣佈：“現代文化史上最激動人心的時刻是——貝多芬與歌德的會晤，愛因斯坦與弗洛伊德的通信。”我知道貝多芬與歌德彼此並不投合，但仍不禁欣賞他的激情。在掀起文化熱那一陣，普天下的俗物都在高談文化，他神色黯然地對我說：“就文化這一塊乾淨地方，也呆不得了。”
越勝又是一個極愛朋友的人，一說起朋友來便眉飛色舞，沒有了分寸，彷彿個個是天才和完人。因此，八十年代中期，在得到了一套新兩居之後，他便經常在家裡招待朋友，把他的家變成了沙龍。每次舉辦帕提，他對來賓的選擇十分嚴格，決不許一個俗人混入。他的標準是有沒有文化，倘若他說某人“沒文化”，那人便從此不在他的視野里了。他說的文化與學歷無關，不外是性情趣味之類，憑直覺就能感應到的。某君自命江南第一才子，但在他眼裡是一沒文化之輩，始終被拒之門外。這成了此君的一個心病，一次酒醉時號啕大哭，傾訴委屈，而他毫不為所動。
他實在是一塊做沙龍主人的好料，豪爽而又細心，對每一個客人都照顧周到，但絲毫不露痕跡。一進他的家門，客廳里有一流的音樂，餐廳里有充足的酒和食品，你立刻會感到輕鬆踏實。倘若是學界朋友為主，我們也不怎麼談學問，多為閒聊，聊往事，聊見聞，聊書，聊到興會處，一個個神采飛揚，妙語連珠。若干智力相當的人在一起，彼此能互相欣賞，那種氛圍著實令人愉快。夜深之時，通常該講黃段子了，越勝的話題卻不可避免地回到古希臘，直抵高雅的頂峰。有時候，我睡著了，朦朧中還聽見他在談論著荷馬和海倫。
和我不同的是，越勝雖愛文化，自己卻幾乎不寫東西，滿足於當一個鑒賞家。他嘆道：“有了歌德，有了波德萊爾，我們還寫甚麼詩!”我常常與他爭論，我說：儘管有歌德和波德萊爾，卻只有一個我，這個我是歌德和波德萊爾所不能代替的，所以我還是要寫。只有一次例外，他克制不住地寫了一篇文章。有個當時被媒體稱作“中國學術界奇人”的人，撰文批判所謂現代主義思潮，並且仗著某個大人物支持迫使《讀書》發表了。可笑的是，他對所批判的對象極其無知，文中充滿常識性錯誤，諸如“胡克的現象學”、“多餘人又譯局外人”之類。越勝讀後滿腔怒火，但不便在內容上論爭，就寫了一篇專門揭露其硬傷的文章，在一家刊物上發表了。不久後，他收到“奇人”一封信，說自己是業餘拳擊協會會員，甚麼時候練上一百回合。越勝談書極精彩，我常常聽得入迷，心想這樣的人不寫作實在可惜，就一再鼓動他寫讀書隨筆。他終於動筆了，越寫越好，可惜只寫了三篇，他就去法國了。最後一篇談艾赫瑪托夫的《白輪船》，通體高貴而淳樸，活脫脫越勝的心性，讀得我潸然淚下。
八十年代後期是一段令人懷念的光陰。現在回想起來，那一段時光已經多麼遙遠。在那以後，發生了太多的事，昔日的沙龍早已不復存在，朋友們各奔前程，許多人的生活場景有了巨大改變。不過，變中也有不變。譬如越勝，他雖已定居巴黎，靠經商維持著生計，但仍一如既往地愛朋友，他的家成了去巴黎的認識或不認識的朋友的免費旅館。九十年代我兩次去巴黎，都住在他家。剛到的那些天，他帶著我逛巴黎，看博物館，一路講述每個地點發生的歷史事件，如數家珍。每天晚上，他都打開一至二瓶法國紅葡萄酒，與我共飲，常常還發表品嘗心得。他在巴黎郊區那所住宅里過著極其平靜的日子，除工作外，只與書、音樂、家人為伴。他依然嗜書如命，自從有了網上書店，他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挑選一批，讓國內的親人訂購了捎去。他對國內的書情比我更熟悉，讀得也更多。他顯然沒有融入法國社會，也無意融入，法語能說但談不上流利，一直不肯學車，很少出門，出門則須仰仗妻子開車或公交。他是越來越像一個農夫了，甚至外貌也如此，憨厚無比。於是我想，世上的貴族豈不原本就是農夫，也許這正是最適合他本性的生活狀態。
趙越勝：燈者破愚暗以明斯道
寫寫也好讓別人也看看
南都：《燃燈者》這樣數萬字的回憶性長文，寫作的過程是怎樣的？
趙越勝：我在獲獎感言中已說過，《輔成先生》這篇回憶錄，是一次“私人寫作”。可以說，是個人思想與情感的“返鄉”。輔成先生年事已高，雖然他總說自己要“爭取活到歲”，但人畢竟上歲數了，難免出狀況。不過周先生在智力上沒有任何衰老的跡象，和他談話，應對之快，記憶之好讓人吃驚。有時他談起國內情勢，倒讓身在海外的我耳目一新。南方都市報年曾採訪過老人家，訪談中，老先生對當前中國教育界、學術界的一些現象，有那樣犀利的批評，那時先生已96歲，這真是一個奇跡。我私心已定，寫篇東西給先生，記下從年至今先生對我的教誨。一方面是讓先生在寂寞的晚年知道，後輩晚生仍有人記得先生幾十年的教誨，讓先生讀後能說一句：“吾道不孤”。另一方面表達我的感恩。是與先生的邂逅，讓我知道精神生活的尊嚴，是老人家點亮了燈，照亮了一個如此豐富的世界。能看到這個世界，才不枉為人。這份恩惠太深厚了。
南都：這本書面世後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您當初有沒有想到自己對輔成先生的回憶性文字能激起那麼多共鳴？有何感想？
趙越勝：我在文中對這個世界的展示實在是掛一漏萬。和先生一起談話，碰到某一個問題，他會突然停下來，想一下，說有某幾本書，你要去讀，現在談的這個問題，在那些書里有討論。甚至我在海外，和先生通話聊天，他也仍是這個習慣。我雖讀書很勤，但筆頭很“懶”，為文甚少。可能心中仰望的東西太多，想問題時，總會和大家比較，覺得某個問題不會比他們做得更好。於是寧願倘佯在思想之林中享受而不願費力去登攀。我這個毛病，朋友們都知道，甚至跟他們有過很激烈的辯論。比如周國平先生是督我作文最力者，他曾很嚴厲地批評過我。寫周先生倒是我內心的衝動，但也未想公之於眾，一是想給周先生看，一是想給朋友們看。其實細想想，我寫點文字幾乎都是給朋友和為朋友的。想想我們先人，誰不如此呢？那些流傳千古的文章，似乎是從友誼的縫隙中漏下來的啊。文章寫完四節時，周先生摔了一跤，身體狀況惡化。我妻子說，別等了，有多少先送先生過目吧。就這樣，送先生讀了四節。先生只留下了一句話：“寫寫也好，讓別人也看看”。這話的深意，朱正琳先生在書評中已分析過了。
南都：您在書里十分完整地再現了很多有細節有層次的場景和思想對話，你自己也提到當時與輔成先生見面時都做了筆記，為甚麼當時會做如此詳細的筆記？還能回憶具體的場景嗎？
趙越勝：您問文中細節。我質不過中材，學不過開蒙，但有一點稍可自矜，就是天生記憶力絕好，尤善記細節。一個事件如果沒有這些細節，它還存在嗎？太史公記項王破秦後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不道一字項王之威而威自見。普魯塔克著《希臘羅馬名人傳》多少細節在冊。當然。我所說的細節是我眼見的細節。有可能的話，每遇有點意思的事，我都會記下細節。一次和北島先生在諾曼底玩，幾年之後和他談起細節，他說你講的這些地方，我怎麼好像沒去過似的。他是詩人，想象是他的世界。我是讀書人，記憶是我的特長。我文中寫周先生為我燒咖啡時，竟覺得咖啡香氣瀰漫。
當然，跟周先生讀書，聽周先生授課，我總會記筆記。我有記日記的習慣。在國外每次和周先生通完話，我都會做個記錄。文章中的一些周先生的話，就是從這些記錄中摘出來的。我年入哲學所工作，曾跟所里資料室的劉青華先生學做哲學資料的主題分類，也就學會了建立資料檔案。我和朋友的通信都按作者分類編號入檔。可惜去國已久，又逢家庭變故，這些資料大半散失，但就我手中尚存的那點兒都極有趣。揚之水先生寫《〈讀書〉十年》，我告訴她，我可以給她提供檔案原件。互聯網時代，朋友通訊都用電郵，書信這類體裁不再，適足扼腕。
何謂“燃燈者”
南都：如何理解“燃燈者”及“點燃火焰的人”的比喻？甚麼樣的人稱得上你認為的“燃燈者”？他和甚麼樣的精神品質相關？當下這個時代，燃燈者是更多了還是更少了？亦或是與時代無關？
趙越勝：《燃燈者》的書名是受《五元燈會》中的一句話啓發，“是知燈者，破愚暗以明斯道”。佛家經典中有燃燈佛，為釋迦牟尼去世授記。該佛出生時周身光亮。我喜歡他帶來光明的意象。這個意象又被先人加以破除愚暗、啓示大道的含義。而且，我個人更把佛家經典這個燃燈的意象理解為以片語開人悟的覺者。所以，我曾在給梁治平先生的信中說“販夫走卒，引車賣漿者皆可為燃燈者。輔成先生不用說，是燃巨燭之人，而唐克小子亦是我的燃燈者”。這個破愚暗就是啓蒙。出簡體第一版時，英文名由葛海濱先生譯作Torchbearer，當然是很好，有持火炬、傳承和啓蒙的含義。但我堅持要改成Enlightener，為的是突出啓蒙的意思。
南都：您怎麼看“啓蒙”？
趙越勝：說到啓蒙，立刻就會有兩個對立的形象，啓蒙者和被啓蒙者。這固然不錯。但一個經過“啓蒙”洗禮的人卻會對啓蒙本身有更深入的思考。康德對啓蒙一詞的闡發，強調“要敢於使用你自己的理性”，這就把啓蒙一詞的內涵從“要人教”到“教別人”擴展成“教自己”，也就是把它變成一個理性自由的問題。再往下推，就必然會走向道德問題。蒙昧不僅僅是時代與社會，專制與欺騙的結果，它也是個人意志和心理問題。康德以為那些“依賴監管的人”，往往是因為個人的懶惰與懦弱。在他之前，拉波哀西已提出“自願奴役”的問題，晚近又有弗洛姆專論“逃避自由”。所以啓蒙不僅是一個歷史概念，還是一個哲學、心理學概念。它不終結於十八世紀的歐洲，二十世紀的中國，而仍是一門日常功課，隨時提醒個人理性保持清醒，不僅外觀社會蒙昧，還要隨時內省自身的蒙昧。因為蒙昧不斷被破除，又不斷被製造。這就是周先生教我讀蘇格拉底的本意。回到“知己無知”，回到“認識你自己”，才是求真的正途。當下“啓蒙”一詞，被任意濫用，反而丟失了其最深層的含義。一些政治勢力以“啓蒙者”自居，而被啓蒙的芸芸眾生卻永遠頑冥不化。這個悖論也恰說明這些“啓蒙者”實際上是“大蒙昧者”。
“沙龍”往事
南都：如今回憶八十年代，無論是你參與的《文化：中國與世界》，還是你主持的沙龍，都是你的同代人們記憶中很深刻鮮活的一部分，也構成了後來者對那個時期文化景觀的一個印象，你們當時會有創造歷史的意識嗎？那個時期所做的事情對你後來留下了甚麼樣的烙印？
趙越勝：您問到八十年代我“主持”的沙龍。在我看來，這是太高抬我了。恕我直言，哪有沙龍這麼回事兒呀。不過是幾個好朋友常聚在我們家瞎聊胡侃，喝點酒，聽聽音樂而已。真正的沙龍，要到歐洲十八、十九世紀那些領時代風騷之士的客廳里去找，例如雷加米埃夫人的沙龍。所謂我們當年的沙龍這種“雅事”，不過是後來好事兒的朋友自作多情附會上的。要說真正有點意義的聚會，有兩個，一個是八十年代初，在陳嘉映先生黑山扈的陋室里的定期討論會。年底，在西安丈八溝賓館召開全國現代西方哲學年會，中國社科院哲學所和北大外哲所的研究生在會上相識，聊得甚好，有點要進入“真問題”的意思。會後陳嘉映建議定期舉行討論會，每次規定一個主題，由一個人做中心發言，然後討論，這就開始了每月一次的聚會。最早的參加者有北大的陳嘉映、朱正琳、胡平，後來甘陽、王慶節也來參加，哲學所來的人有徐友漁、蘇國勳、周國平和我，還有人大的陳嘉曜。當時的幾個發言整理成文字，由我發表在《國內哲學動態》上。這個討論會堅持了很長時間，嘉映去美國後，嘉曜還主持了一段，參加者也有變化。
再有就是和平里小黃莊甘陽住處的聚會。甘陽北大畢業後分到哲學所外哲室，一時沒房子住，北大外哲所的王煒先生便把小黃莊自己的兩間小屋借給甘陽住。你問到的《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就是在這個簡陋的小屋裡誕生的。那時我幾乎每天去小黃莊和甘陽、依依見面。這兩間小屋堆滿了各種稿件，活兒乾得真苦，商量稿子、修訂選題、找譯者，真有點廢寢忘食。該吃飯了，依依就做雞蛋炒飯，吃得蠻香，真是窮歡樂。甘陽那會兒有點理想主義，也不免心雄萬夫。計劃、設想很誘惑人，我被他感染，也投身其中。年底，我有了自己的住處，房子比小黃莊稍大，編委會的活動才轉移到我家。這兩個聚會，黑山扈比較思想性，小黃莊比較事務性，但人不能只談思想和事務，所以朋友們就在我那裡放鬆一下，聽音樂、喝酒、侃大山，但算不上嚴格意義上的沙龍。要硬往上扯，三處加一塊兒，有點“山寨版”的意思。(來源:南方都市報南都網)
我去國已久，不知道現在的青年學子是如何交往。八十年代，中國還是“前現代”社會，朋友之間的交往還存點古風。我講幾個例子。年5月的某個春日，天陰欲雨，我讀書煩了，突然想找嘉映聊天，蹬車便走。從鑼鼓巷騎到黑山扈，一路兩個多小時，到黑山扈雨也下來了，敲門，嘉映還沒起，我隔窗大喊，他一軲轆爬起來，見我大喜，開開櫃門就找酒，邊喝邊聊，一會兒雲消雨霽，出門沿著京密運河一走大半天兒。
蘇國勳先生是這幫人里最年長的，我們都叫他蘇大哥。我是沒大沒小，常和蘇大哥開玩笑，蘇大哥總寬宏大量地容忍我，那時，他住後海小翔鳳衚衕。有一次我去找他說事兒，完了事兒他送我，邊走邊談音樂和烏蘭諾娃的芭蕾，不知不覺蘇大哥竟一路把我送回了家，到家門口兒，還沒聊透，我又送他回後海，走了兩個來回。一直走到夕陽落在湖面上，染金一岸柔條。
這是人在北京的，再說遠隔千里的。張志揚先生有稿子投給《國內哲學動態》，我們之間有書信往來，素未謀面，卻親如兄弟。一天，有人敲我家門，出門見三個陌生人，兩男一女，直問趙越勝是不是住這兒，我說在下便是。他們自報姓名，原來就是張志揚先生、魯萌女士和她的先生肖帆，他們竟不遠千里，從武漢來找我。我立即延請入室，坐下便聊，像多年不見的老朋友。(來源:南方都市報南都網)
再後來，魯萌來信，附寄一份厚厚的手稿，是劉小楓先生所做的論莎士比亞悲劇人格的。萌萌信中說，這是個新結識的朋友，看他的文章，覺得和你有相通處，一定要介紹你們認識。果然，不久之後魯萌來北京，住在廣安門附近一個招待所，來信要我們一定去她住處見面，說小楓亦來，可以相見。那天傍晚時分，我和國平如約赴會，冒著大風騎車趕到萌萌住處。就這樣，我們結識了小楓。頭一次見面，不記得談甚麼，只記得萌萌來信說，坐在屋裡兩個鐘頭，聽你們“掉書袋”。我們那會兒就是這種“農耕社會”的交往方式。現在王煒和魯萌竟已大去。您問到我們有沒有創造歷史的意識，我只能回答您，我沒有。但我們自己卻已成了“歷史”。
從未有過計劃
南都：《輔成先生》一文也被收入丁東先生編的“背影書系”《先生之風》一書中，在讀者心中，您和輔成先生之間那種甚至超越傳道授業解惑的師生關係在當下已是十分稀少的，帶著古風，令人嚮往，但在今天中國的高等教育中，導師有時甚至成為了boss，您如何看待“師道”及師生關係在當下的變化？
趙越勝：您談到輔成先生教我，有傳道授業解惑的古風，這個問題有幾句話可說。我們這些人和年後受教育的那些人有本質上的不同。年後一代讀書人受政治干擾太多，而且接受的是全盤蘇化的教育。五十年代大學哲學系，有相當一部分教材是照抄蘇聯。中央黨校哲學課有蘇聯專家直接授課。蘇聯斯大林那套意識形態目的是要改造以至消滅人類幾千年的精神文明成果，這些成果除了個別思想素材被認作所謂“來源”而偶有涉及，大部分深厚而寶貴的東西都被當作“糟粕”遭批判，被拋棄。這套意識形態的主要特徵是粗陋、蠻橫、自以為是，因為它自認已掌握了真理。它和啓蒙概念正相反。在這套意識形態框架下，沒有教育只有洗腦。在“文革”中走到極端，由意識形態走向瘋癲。
而我身邊的這些朋友們，頭腦敏銳的，在七十年代初就已經開始解構這套蘇聯斯大林思想體系。改革開始時，七十年代仍未結束，我們還仍在繼續七十年代初就開始的工作。我們入研究生院也在七十年代末，嘉映、國平、蘇大哥都是78級研究生，我和友漁是79級。我們在師承上有個特點，就是與民國時代的那些學人有直接的傳承，比如嘉映與熊偉先生，小楓與宗白華先生。我與輔成先生，甘陽與洪謙先生，雖然後兩位先生不是我們名份上的導師，但有精神和學業上的直接傳承。像我，早在七十年代中就追隨輔成先生讀古典，甘陽亦是洪謙先生家常客。我們的思想比較反叛，眼界也稍廣，思考也略深。對精神生活有真摯的愛，在“文革”的昏天黑地中，不停地找光亮。
從周先生那一代學人身上，我們能體悟到思想、學術和美有它自身的邏輯，但發現這個邏輯需要你真愛它們。真愛才會有韋伯所說的“以學術為業”的心理準備。韋伯以為那些“不是發自內心地獻身於學科、獻身於因自己所投身的主題而達於高貴與尊嚴的學科，他必會敗壞和貶損自己”。說得真好。一個人身在士林卻唯權是瞻，勢必與世浮沈，思無定見，學無常則。知識人和一個工匠、農夫一樣，也有自己的“活計”，工匠精心做好一件產品，農夫辛勤耕耘土地，知識人則要能持守善好的標準，不跟隨權勢而指鹿為馬。再退一步說，你做研究不能剽竊，為文要講究文字；翻譯要準確通順；教學生要盡心盡力，萬不能誤人子弟。這些也是“手藝”。
南都：接下來有無寫作計劃？
趙越勝：關於我的寫作計劃。實不相瞞，沒有。不僅現在沒有，從來就沒有過。前面我就說過，我筆頭很“懶”，除非自己真覺得有話說，才會動筆。我對文字有敬畏之心，卻最不把自己寫的東西當回事。不過是傳給朋友們看看就行了，朋友誇我幾句，我高興，批評我，我重視，虛心修改。我們幾個老朋友之間有相互修改文字的習慣，“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也是我們先人的傳統。現在偶爾在《讀書》上寫點賞樂心得，也是寫給朋友的東西，由《讀書》雜誌的老朋友王焱、吳彬要去，賞個版面登了。今後讀書賞樂偶有心得，還會寫出來給朋友們看。
謝謝您的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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