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忠良留下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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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种子

作者：张忠良

从公元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农村熬过来的人们，都有一段痛彻骨髓的饥荒经历，那是永远抹不去的恒久记忆。我的脑海老有这样的镜头浮现：每次母亲揭开堂屋的三格柜去舀粮食，父亲总是虎着眼吼：“你可弄啥呀？！”母亲说：“啥都光了，明儿就揭不开锅了！”父亲呼的站起来，去扳吊在空中的馍笼，是空的，又去逐个揭那一行行大小瓦盎，都是空的，于是说：“少舀些儿，日子还长着哩！”目光随着母亲手中的挫瓢移动，不厌其烦地叮咛：“不要动种子！”从柜里舀出来的粮食不能直接往嘴里倒，得担到河畔或井边淘净，挑回来在席上晾干，然后拿磨子上去磨。家里分养了队上的一头牛，可以曳磨，但自家没有磨子，等磨子靠好了，另一家的牛鞍眼牛轭头却没闲着，终于三样齐备的时候，一人吆牛拨眼，一人抓糁箩面，半天磨不了几升。大多数情况是人工推磨，两个磨杠三个人推，两位兄长不在家，父亲独杠，我和小弟共推一杠，母亲箩面。两个磨眼插上筷子，筷子的多少决定磨面的粗细快慢，筷子越多，下面越细越慢，一圈又一圈，直推得人四肢酸软、眼前发黑、头晕脑胀、天旋地转，从这得以体会为什么人有钱了要“使鬼推磨”。磨出的东西分类利用，没有一星半点可以扔的：麦麸和玉米粑粑按比例依次赏赐鸡、猪、牛，其余按精糟粗细分别作烧汤、熬粥、蒸馍、擀面用。不是天天都能见到细粮，不是顿顿都能吃到稠的，吃馍的时候必喝汤，那汤吸去表面的一层薄皮以后当镜子照实在清晰！吃稠粥的时候汤馍都没有，酸菜或者干萝卜丝泡菜陪伴着香粘的糊汤或搅团鱼贯入胃，然后双手捧碗用舌头将碗底舔光。至于面条，只要不是小年三十大年初一，在杂有土豆、萝卜、白菜、大豆、玉米面的碗里占不到三分之一。比推磨痛苦的是柜里再也舀不出粮食来磨。母亲拿了升子去东隔壁借粮，还没走出院子就和东邻老妈撞了个满怀，她也捧了个升子，她说她由远到近跑遍了全村，来这是最后一家，两人相视苦涩一笑，然后拧转身各自回家。人们饿得直不起腰，蹿出蹿进，翻箱倒柜，瓮里凉水喝了一瓢又一瓢，终于把留给鸡吃的麦麸拿去蒸馍，把留给猪吃的玉米粑粑拿去蒸馍，把分给牛吃的豆饼拿去蒸馍，那馍蒸熟了也是一盘散沙，用铲子抄到碗里，用筷子往嘴里刨，肚子暂时撑圆，却一连几天拉不下。白天，鸡在笼里又啄又叫，猪在栅栏又拱又嘶，牛在圈内又撞又吼；夜晚，狼在河滩呜呜长嚎，狗在门缝狺狺哀鸣，鼠在天棚吱吱乱叫……村前有条省道，村人称之官路，官路东起箭杆岭，西经县城到蓝田，很少过汽车，却有拉运货物的架子车经过，鹿池川往西须翻几架岭，往东也须翻几架岭，他们需要挂套，短套从平川到脱鞋岭或双岭，男人三毛女人两毛小孩一毛，长套到永丰葡萄岭或古城鸦雀岭，男人一块女人八毛小孩五毛，黎明时分，官路传来“挂套了”一声吆喝，村路上即刻响起争先恐后的脚步声，捷足者高兴地喊：我占下了！大不了妈来！要快！落伍者垂头丧气：勾鞋带慢了一步，毕了！那时挂一个短套能买一斤麦。父母没有女儿，生我们四个光棒，弟弟年幼，我跟两位哥哥学会了织席，我们用挂套攒的钱买来芦苇，破好篾子，起好底子，三个人从不同角度同时编织，最快时一天可编成一张，等级好一张可赚1.5元，等级差可赚1.2元，两星期赚回一斗粮，六口人用这一斗粮将就半个月，每人每天平均五两粮——这是之前我们唯一的补充渠道，后来不准长途贩运，不准搞副业，既挂不上套，也编不了席，只有瞅着空柜子发呆，对着闲磨棍发愣，眼巴巴盼望返销粮和救济粮。那一天，大人上工去了兑山坡，我和弟弟在家。卖豆腐的吆喝从门前经过，我们不约而同跑出去，不声不响跟上去，一直跟出村，跟到邻队，卖豆腐的看我们喉结一个劲动，放下担子问：“要不？现场热吃！”我说没钱，他说：用粮食换也行。我说咋换，他说一斤豆子换二斤，麦换斤半苞谷换斤二两。说这话时已有人端一碗玉米前来，卖豆腐的给他过了秤，倒进筐里，然后称一块豆腐，打成方块，浇上红辣椒水递去，弟弟瞅一眼那人瞅一眼我，目光充满了乞求。我说等等我们，拉我弟飞奔回家。我们把两只木柜三只瓦盎四个陶罐齐齐搜寻了一遍，最后在炕头一只箱底找到一袋玉米，约有四五碗光景，我们拿只碗倒满，又把袋子扎好放回原处，然后又飞奔到卖豆腐的地方，换得二斤豆腐，二分钟就吞咽得一干二净，仿佛从来没有吃过那么香的豆腐！我叮咛弟弟把嘴捏紧，谁知他扛不住饥饿和诱惑，背过我又偷偷换了两次豆腐，当父母要为自留地播种的时候，事情终于败露。母亲气极，戳过来的手指抖得厉害：“你们造孽呀！连种子都敢偷！”父亲则像一头雄狮猛扑过来，把我和弟弟同时撂倒，拳脚如雨。趁母亲拦挡我逃窜出门，弟弟则被饱揍之后踢出门外，喝令不准再进门。他在一条干涸沟渠睡了一夜，第二天因风湿而眼斜嘴歪，遍求医生而不治。后来发现他经常在屋外墙转角偷吃，撵过去问吃什么永不张口，强行掰开嘴里面全是泥，扬手要搧的时候他说墙上的土有油，他就想吃。再后来母亲和弟弟一起失踪，上村下院远亲近戚均打听不到。一个月后从官路向村路折回一个人，远看大人近瞧小孩，弟弟回来了！他肩挎一个长褡裢，一边是馍片，一边是粮食，母亲教他一直沿官路走就能走到家。算黄算割叫的时候母亲也回来了，朱阳的拖拉机把她捎到大关岭，陈耳的骡车把她捎到县城，然后她用一双小脚走到鹿池川，她不是轻装，挎包袱提篮，里面有纺线换来的金色种子。在龙口夺粮的日子里，男女老少不分黑白，拼命劳作，脸被炙烤成酱紫色，肩背褪去几层皮，终于品尝到了土地回报的甘甜：家家都吃了几顿纯麦面的饭，白面，白馍，白锅盔。这种快活非常短暂，待冬去春来，青黄不接，饥饿周而复始。弟弟彻底失学，他的脸起初发黄，后来浮肿，最后手脚成透明状，肚子特别大，大人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叫来当地赤脚医生给打一针，开两片药。弟弟躺在炕上，非常痛苦，好几次用裤带勒住自己的脖子。一天早上我去上学，弟弟有气无力的呼唤：“哥，回来给我买个白馍！”我点头出门，他又叫住我：“哥，你可不要偷种子换！”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当我借同学二两粮票五分钱买了个白馍回到家，大人正把两格柜打通当作棺材给他入殓。年夏，我参加工作。村上包产到户，我家也一分为二：大哥和父亲一家，二哥和母亲一家，我跟哪一边都行，未成家以前和父母住一起。大哥对我说：你现在吃面面粮了，可不要忘了我们吃颗颗粮的，化肥难买，交给你了！二哥说：春秋两季的种子，就靠你了！事有凑巧，医院一位护师结为连理，她同胞九个，四位哥哥，其三哥即在县种子公司工作，还是个副经理。一次我们搭三哥单位便车回家，父亲和两位兄长高兴地聚拢过来，二哥朝着我说：“种子的事你一定要落到实处！”大哥说：听说县种子公司有五个经理，姓田的，姓白的，姓高的，姓贾的，姓席的，有人给编了个顺口溜：田间育种子，席上晒种子，高价卖种子，白白点种子，原来是假种子！三哥听完哈哈大笑，接着说：“这是哪个朋友饭场开的玩笑！没有这回事！我就是那个贾经理，我们既推广优良真种子，也查处制售假种子！”几个人惊诧在那里。从那以后，每次到我乡下的家，临走时父亲和两位兄长送我们到村口，不待他们开口，三哥就笑着说：放心，种子给你们留着！粮食宽余以后，父母并没有闲着，大哥二哥不让去承包的地里，他们就把沟沟岔岔人们遗弃撂荒的边角开垦出来。农家肥已没人稀罕，父亲一担担往地里挑，很难再发现他的愁容和叹息。母亲在房檐下分检收获：长大的麦子二十穗绑一把，端端正正的靠着，肥硕的玉米四五穗拧一褡，整整齐齐摆着，嘴里不停地念叨：没见过的好种子！年，我们有了第二个孩子以后接母亲到县城帮忙，母亲常常抱着孩子站楼头眺望，她在看远处的田野，每当那麦子稍微泛黄，她立马搭三轮车回家，谁也拦不住。那一年她高血压糖尿病多症并发，住院治疗一段时间稍有好转即缠着要出院，我们拦不住就让大夫劝，大夫生气的问：命和粮食哪个重要？母亲也生气了：粮食，粮食！母亲去世那年，我在交通局分到了新房，我将父亲接到了城里，他除了在电视里看看秦腔，就喜欢往馒头山上去，他说那里有地土能看到庄稼。也是每到麦子泛黄他就要回老家，也是那样回答我什么重要：“粮食，粮食！”年深秋的一个夜晚，我在意大利比萨斜塔下收到故乡传来的恶耗，等我回来父亲的头七已过，他所住的上房东窗外是高高的柴垛，西窗外是黄黄的玉米，那是父亲最后留给我的作念！年，父亲去世三周年之后，我在一直留白的书房和饭厅正墙挂上了同一个著名油画家的两幅著名油画，那是法国巴比松画派代表人物让·弗朗索瓦·米勒杰作：《播种者》和《拾穗者》。每当看书困倦或者吃饭挑剔的时候，一抬头，坚强而驼背的父亲和勤劳而弯腰的母亲就会站在面前，他们让我永远记住那片神奇的土地，记住那粒粒皆辛苦的粮食，还有“留下种子”的叮嘱！作者简介：张忠良，笔名张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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