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活着，就要盛开
——张忑侠诗歌艺术的多维透视
文/张克瑶
五“秋风”“秋雨”“秋意”在情调与悲凉上是一致的，性质上是相当的。
三个意象叠加产生的呼应引导读者想象，延伸出一幅动态画面；摊出一些悬念后层层往里推进，在高潮处戛然而止迅疾打住，很符合姜夔在《白石诗话》中谈及的“以方为正，又复为奇”的结构模式；一句可自成一景的特色用私语独白呈现，隐含着极其郑重的感情色彩。
“你走了，今晚”是全诗一个潜在的、强烈的感情音响，把姐姐一生为生而活的经历充分写意了出来。诗的最后一节，来个合理合情的“节外生枝”，诗人给“我”添上新的不如意和情绪抗议，不但显出了“我”心里感知的微妙层次，还让诗句在统一的音节中增加变化，改观了平铺直叙的样貌。
这首悲而不惨、悲中有壮的诗，尽管有这么多的优点，但还是有明显的遗憾。
之所以这样说，是这首诗没有《我不止一次地拔掉杂草》那类诗开发得充分，书写得完美，和《光》系列一样有人为的限制。《光》中“我”承担了所有的责任和不幸，这首诗中虽在“节外生枝”中增加了“复调”，但仅限于对亲人之间“主客叙伦/餐桌摆满”的郁闷。
没有对姐姐们窘迫生存过的社会土壤提出一个质疑。这种只见个人挣扎、不见社会倾斜度，大幅省略、只抓住特点的“纪事”，使一首多了灵动姿致、有条件成为大型“交响乐”的诗篇，被生生压缩成了“小夜曲”！
为此，我曾不断地推想，这位从商洛孝义远嫁关中凤翔的女子，她的身虽在“大秦帝国”的祖庭，她的心依然在“商山四皓”的传说里。当代大作家贾平凹的创作，不也是由当初的“小溪流”，汇聚成今天的“大江大河”吗？
于是，我感到这遗憾与地方文化影响有关，与个人性情、所受教育、从事职业有关。放在忑侠这里，还要加个她对传统文化重视这个细节。
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自孔子时起，是一种“为善”的“人情型文化”。清代学者廖开说“五经无真字”，当代学者李慎之先生曾在电脑上把“五经”里里外外捋了一遍，也没找到一个“真”字；而当代诗歌、小说、戏剧、学术……受舶来文化影响，是求“真”的文化。
受中国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忑侠，与人为善，与社会环境为善，在诗中遗失大层面的“真”，专注个体的“真”。
按戴维·柯克帕特里在《脸谱效应》中的说法衡量，就没有做到“彻底透明化”。她的诗中只见“洗耳的许由”，鲜见“抗争的嵇康”，拿青年“思想家”刘瑜居高临下地区分看，诗人把不幸完全归于个人际遇，不触及周边环境；诗人只尽公民义务，不利用艺术形式掀起仇恨和歇斯底里的情绪扫射社会的阴暗面。
其诗如无声无息的山涧小溪，构不成摧枯拉朽的洪流，是进入不了艺术殿堂的高端的。
即使如此，在我看来，像张忑侠一样兀自生长、独自坚强的底层诗人、作家们，也比一部分得过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著名诗人值得尊重。因为他们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凭良知捡拾起人世人寰中那些最生动最宝贵最易逝最易被人忽略的人性光辉与卑微真爱，让我们感受到了尘世的温暖。
具体地说，张忑侠的努力，比自我高喊“故事分行写，叙述故事是诗魂系归来”的“河流”诗人雷平阳磊落。雷平阳有足够的膂力能把“万山不许一溪奔”的社会暗礁写明、写透，但他却借助澜沧江在云南南坪县北甸乡的流向，宁肯落制造诗歌千古迷案的恶名，也不愿将心中的情绪明朗化。
车延高有艺术化“体制定义”的职责和条件，他却把智力机智投到“徐帆的漂亮是纯女人”上，为小圈子互相挠痒当“头羊”。张忑侠的诗歌创作虽没用笔刮骨疗毒，也比车延高的“羊羔体”诗自尊、自重、自爱，有深度！但在中国传统秩序转型的目下，她是很难浮出水面，进入社会大层面而被“公认”的。
一个原因是人情的好逸恶劳。多数人靠潮流裹挟着前行，他们只仰视高端的赢家，漠视在低谷胼手砥足的实干家。而赢家的制造者是用国家、政府做背景的发表平台与奖励机制；要受到奖励，先要进入平台；要进入平台，个体的身段很重要。
张忑侠这类底层作者没有车延高们的“座位”，没有雷平阳们的资历，她只是一名普通中学的语文教员，在层级分明、等级森严的序列化里没有她的身姿，靠奇迹出现而脱颖的希望也很渺茫。
因为她是心智、体魄健全的人，奇迹是这个社会为了增加品种制造公正气象为生理、身份有欠缺、在某一个方面却又表现突出的个别人预设的。
另一个原因是大问题——我本想从胡适先生在《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一文中提出的“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说起，考虑到拙作篇幅，我只好直接借用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原副校长施一公先生谈核心科技评价指标的话：我们国家的评价体系出现了塌方。
有身段的既得利益者，做个奖项之类的“硬”指标，是易如反掌的事情。没身段、身段小的人多么有本领，只能靠边站。深究这个问题不是本文主旨，点到即可。
我的愿望是从“点”出发，只厘清一个小概念：名气与实力，地位与水平从来都是两回事，大家千万要分开看；像张忑侠一样的底层诗人、作家，要进入凭竞技“赌”输赢的新跑道，得到公正对待，国家的评价机制要从秩序上改变。
怎么改变现有秩序是顶层设计者的工作，笔者没有参与的能力，只能把现实问题提出来，从古人的体会中找寻结束本文的捷径。愚以为，胡适先生以国家名义的事要真正站在国家层面上。
只有站在国家层面上放开眼界方可进入国际视野的观点很好，但操作起来却没有“五四之子”殷海光先生的“意图伦理”——一方面回顾传统，另一方面援引新思想便利。
这一“顾旧引新”理念，和当今国家层面的倡导，和本文论述的张忑侠为一个目标所做的种种努力竟有承前启后的关系，有不谋而合之处。前几天，听友人说，张忑侠还要出部散文集《时光痣》，那就让我们共同期待、共同遐思吧！
路漫漫其修远兮！毋庸置疑，在文化的层面，像张忑侠一样的诗人、作家们的追求与实践，早已超出了为个人奋斗的天地!
（完）
作者简介：张克瑶，年生，彪角镇东南家凹村人，中国城市文化研究会会员。先后在《中国作家报》《当代陕西》《芳草》《新陕西》《国风论坛》《朔方》《河北文学》《宝鸡日报》等全国二十几家报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余篇（首）。其中小小说《老E和小E》被中国文学转载；散文《路的碑》获《秦岭文学》优秀征文奖，并入围《文友》杂志首届路遥青年文学奖；诗歌《想起老娘》获《星星诗刊》新人奖。近年写了几篇文论。《凤翔视窗》《宝鸡日报》宝鸡电视台《三秦都市报》先后对其创作情况做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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