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最初的印象里，李建军是一个喜欢读书、读书也很多的人。那时他在大学里教书。有一次，我们在一家小书店偶遇，他一下子给我推荐了很多书。纳博科夫的《洛丽泰》就是那一次进入了我的视野。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给我描述这部小说开头部分关于“洛丽泰”三个字发音的情景。接下来深的印象是他的锋芒和犀利。那一年在丈八沟陕西宾馆开一个关于陕西文学的会，李建军有一个语惊四座的发言，使我对他刮目相看。此前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很儒雅的谦谦君子，想不到他还如此锋利。这种锋利，不仅在于他手持武器——理论武器的坚实有力，而且在于他敢于直言，含着血性和理性的直言，高瞻远瞩，不左顾右盼，不扭捏作态，批评谁就批评到当面。由此，我也感到李建军有一颗赤子之心。后来，在古城西安那些或匆忙或悠闲的时光里，建军为人的真诚信义、幽默风趣，以及他时常有的关于世事和文事的或慷慨激昂的议论或鞭辟入里的分析，细雨似地滋润着朋友们那些或聚或散的日子。自然，我们成了朋友，很好的朋友。后来，他到京城发展，在古长安的这些朋友，时常在秋风落叶的日子，登临古乐游原，怅望天际，辄有一种天缺一角的感觉。
建军是一个有赤子之心的人。在我们这个纷乱而变化的时代，能坚持自己的信念、坚执自己操守的人不是太多。有人与时俱进而变得很市场化，蜕变为思想上的相对主义者，此是彼亦是，此非彼亦非，只是满脑商机，唯利是图，人则变得虚伪油滑；有人在时代潮流面前，变得空茫而落寞，精神上则陷入虚无主义，什么都不相信，对什么都持贬斥的态度。而赤子之心，因为纯洁，所以具有一种真诚而美好的品质，自身如此，而且对世上一切具有真正价值的东西都能秉持一种真诚敬畏的情感态度。在对待文学问题上，有人从过去的旧工具论一变而为新工具论，即从过去的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而变为自己追名逐利的工具，有人持游戏态度，清清浅浅，游而戏之，博自己一笑，讨世人欢心，而李建军则属于认为文学依然神圣的一类。认为文学神圣，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其对待文学的情感态度必然是纯洁的、严肃的，甚至是沉重的，自然容不得对文学的亵渎。李建军说：“在我的理解中，文学的事业是神圣的，而文学批评家就是它的守护神。”一个是神圣，一个是神圣的守护神，其中深挚的敬畏之情可以想见。在一篇答记者问中，他把这个意思展开来说：“同其他艺术样式一样，文学是一个纯洁、美好的意义世界。即使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世界存在腥秽与腐败，但只要有好的艺术，有好的文学，那么，生活还是可以忍受的，值得留恋的。至少，对我来讲，是这样。总之，在我的理解中，文学是一种让人类意识到爱、高尚、尊严这类东西的圣洁之物。正因为这样，作为文学守护神的文学批评，就应该以纯粹的姿态面对文学。”（《突发的思想交锋》，太白文艺出版社，第36页）在强调批评家要以纯粹的姿态面对文学时，李建军认为，批评家首先要说真话。“文学批评家要跟自己习惯于说奉承话的坏毛病作斗争，要少一些看情面、讲关系的庸人习气。”（引文同上）
讲真话本来是文学批评的底线要求，现在却成了一个很高的要求，这真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学批评的一个悲哀。李建军强调批评家要讲真话，原是有感而发的。批评家不说真话已成了时下的一个流弊，时下评论界常有这样一种现象：会上讲的和会下讲的不一样，会下讲的和发表的文章不一样，两者间有很大距离。批评家不说真话与当下的批评氛围有关，与民主文化和民主意识不强有关。不搞批评不知道，一搞批评才明白，原来不仅官僚不喜欢听批评，作家也不喜欢听批评，甚至更是听不得批评。不少被批评者（特别是有了一些名气的）根本听不得批评意见，一见有批评就暴跳如雷，甚至跳起脚来骂娘，其所以如此，一是心胸狭小，二是怕批评声音影响自己书的销路或影响自己加官进爵的攀升之路。在此种情况下，批评家说真话就颇多顾虑，或碍于面子，或怕得罪人，因而不敢在公开场合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讲出来、写出来。而李建军批评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敢于讲真话，直率甚至尖锐地指出作品本文的问题，坦陈己见。他认为，说真话不仅是对读者负责，也是对作家负责。读者需要听到专家权威的分析，作家也需要在批评中得到提高。年10月，李建军在回答家乡陕西《三秦都市报》记者提问中，对陕西的文学批评及陕西作家的创作直言不讳地提出了批评，特别是点名批评了陈忠实及其《白鹿原》、贾平凹及其《怀念狼》，在陕西引起强烈反响，这个影响甚至波及到全国，这就是那个被称作“博士‘直谏’陕西文坛”的事件。一个正常的文学批评居然能成为一个事件，居然能引起陕西全省乃至全国各行各业数百人参与，讨论和争论居然能持续几个月之久，究其原因，不为其他，盖因李建军说了真话。这个真话的“真”，不是说李建军说的就一定是真理，句句是真理，而是说他依据一个批评家的良知和勇气，敢于坚持真理，至少是坚持他所认定的真理，说了他真实的想法和看法，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他赞成什么，批评什么，不讨好，也不媚俗。而他的一次说真话居然能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一方面说明了说真话在当今的文化氛围中是多么的不易，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是多么的可贵（绝大部分普通读者和相当多的专业文学工作者对李建军的批评观点或表示理解和赞同，或对他的批评精神进行肯定，就说明了这一点）。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事件及其有关传说还有一种解剖当下中国文化病象的价值。这个所谓的“直谏”我是一直
